说起海南的古陶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南海海域水下考古出水的瓷器。像“华光礁I号”沉船出水的青白釉、青釉瓷器，“石屿二号”沉船遗址出水的元青花等，在古陶瓷领域都是可圈可点的考古发现。但少为人知的是，在海南岛上，也分布着不少古陶瓷窑址，从最新的考古调查来看，有39处之多。由于孤悬海外，与中原腹地交通不畅，海南的古窑址烧制出了不少风格迥异的陶瓷器。

　　《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俗称秤砣，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称重工具。传世和出土的古代权一般是用铁、铜铸的。民间歇后语有“张飞吃秤砣——铁了心”的说法，铁质秤砣最为常见。记得小时候在电子秤普及之前，商贩们用的也是铁秤砣。海南岛古窑址中发现的大量瓷质秤砣在全国范围内也算一个特例。

　　作为海南岛最富特色的器物，瓷权从外形来看，更像是一个带盖的罐子。上部有“亚”字形盖，为圆饼盖切掉两处对称的弧形三角，鼓腹，实心，平底。胎质坚实，釉色以青釉和酱绿釉最为常见。从采集和馆藏的资料来看，澄迈县的美杨窑址、福安窑址和儋州市的碗窑村窑址都曾烧造此类器物。

　　那么如何确定这种罐形实心的器物是瓷权的呢，在发现之初，笔者对其功用也存在疑惑。恰巧我们曾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三曲沟窑址发现一件馒头形的瓷质器物，和铁质秤砣造型完全一样，可以确定就是瓷权，这个发现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另外，仔细观察罐形实心器物的盖心与腹部相接处都有一孔，也和秤砣的器形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瓷权的功用，笔者和同事找来美杨窑发现的6个大小和重量不同的瓷权进行称重，略去少许误差，这几件瓷权的重量确实存在一定的等差关系，这就更确定了瓷权作为秤砣或者说是砝码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通过磨蚀“亚”字形的盖可以调节实际的重量，因为瓷权与铸造的金属权相比利记官方网站，烧造过程中重量更容易出现误差，通过磨蚀“亚”字形的盖可以有效地减免误差，但这种调节只针对过重的瓷权，而且并未在瓷权上发现磨蚀痕迹，所以通过磨蚀器盖调节重量的方法可能只能对烧造前的瓷权坯体进行操作。

　　在定安县黄桐岭西窑窑址采集到一件带刻纹的鱼形器，鱼体呈较薄的片状，仅一面有纹，另一面素面可平行放置。鱼的圆圈状眼、鼻孔、鱼头及鱼身的分界线都用细线刻划。鱼身一面戳刻有繁密的鱼鳞纹饰，鱼鳞翘起，呈现出立体效果。鱼的背部和腹部都有简单刻划出的背鳍和腹鳍，虽鱼体尾部残缺，但整体形象生动朴实，充满生活情趣。

　　鱼形器在现有的考古资料中发现很少，尤其是瓷质素胎片状的鱼形器更为罕见。海南岛为热带季风气候，充足的雨水和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捕鱼成为千百年来海南岛居民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所以居民将生活用具做成鱼形倒并不奇怪。

　　从鱼形器的形制看，鱼鳞隆起且硬度很高，类似现在的鱼鳞状擦刀的铁质擦丝器，可将部分蔬菜擦成丝状，推测鱼形器为实用炊具的可能性很大。一次偶然的机会，澄迈县博物馆馆长蔡俐红在海南古窑址调查微信群里发了两张现代鱼形器的照片，与笔者发现的那件极为相似。据其介绍，这种现代鱼形器是用来将毛薯磨成粉状物的工具，将毛薯放在鱼形器的鱼鳞位置擦拭，出来的粉状物可以用作丸子的原料，其他一些需要擦拭粉碎的蔬菜也可用这种鱼形器操作。黄桐岭西窑窑址采集的鱼形器很可能是现代鱼形器的前身，参照鱼翘起的鱼鳞制作瓷质工具，既美观又实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窑工的独具匠心。

　　海南岛很多古窑址都烧造束颈的大罐，尤其是海南岛西部的三曲沟等窑址，大罐属于烧造的主流产品，不少大罐高一米以上，用于装水、装米等。成书于1929年左右的《海南岛志》中的“窑业”一节提到，岛上陶器以缸、瓮、瓯、盆为主，水缸为“琼、定”两地制造，其余为安铺和钦县供给。说的是水缸为海南本地烧造，其余由广东供给。这是现在唯一找到的有关海南岛烧造陶瓷器物的记录，考虑到器物定名存在差异，推测民国年间所谓的“缸”有可能也包括现代发现较多的瓮和罐。

　　贴塑水生动物装饰是海南岛束颈大罐的特色之一，在碗窑村窑和福安窑都发现有贴塑蛙纹的罐类残片。蛙纹在海南岛古代器物中较为常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铜鼓，也常见于海南黎族的衣服纹样和器物上。海南岛是热带季风气候，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动物，雨季来临的时候，对雷雨反应灵敏的青蛙常被视为季节和水旱的先知，同时蛙由于产卵数量多，也常被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

　　在白沙县民族博物馆藏有一件青釉釉下彩的六系陶罐，这件器物为征集所得。束颈大罐基本上都是以酱釉、黑釉等为主，青釉的仅见白沙县民族博物馆的这件。从其釉色来看，与澄迈县福安窑系窑址烧造的青釉釉下彩很像，所以推测此件大罐也是本地的窑址烧造的。这件器物上可见贴塑鱼形、青蛙、乌龟等水生生物，充满着古朴生动之美。

　　澄迈县福安窑还烧造有烟斗锅，从一件采集到的烟斗锅来看，整体呈中部鼓起的柱体，侧面开一圆孔，顶部有斗笠状开孔，与一侧开孔相通。烟斗锅应是组合型器物，陶制烟斗锅与柄嘴配合使用，柄嘴可能为竹、木制作。

　　瓷质烟斗在全国的考古发现中出土较少，烟斗的发现也为福安窑年代的断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关于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根据《本草纲目拾遗》中转引方以智《物理小识》中的记录“烟草明万历末年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含长管而火点吞之，有醉仆者。崇祯时严禁之，不止”，即明万历年间传入。烟草如果在明晚期至明末才开始在中国传播，烟斗作为烟草的使用工具，其使用年代与烟草传入的时间应大体一致或略晚。

　　另根据蒋慕东等先生的研究，“康熙年间及其之前有明确烟草种植记载的省份有：广东(含海南)、广西、福建、辽宁、浙江、江苏(含上海)、江西、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含北京、天津)、陕西、山西、云南、湖南、台湾十五省。”即在清朝初年海南就已种植烟草，此时烟斗在福安窑烧造也是符合实际的，这也为福安窑建于清代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除了瓷权、鱼形器、贴塑大罐和烟斗锅，定安县大坡村窑发现的圆饼状的瓷棋子，其上刻有楷书“士”字，工整娟秀，也较为少见。澄迈县美杨窑址发现的急须见于史书记载，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卷八中有记：“急须，饮器也，以其应急而用，故名。”是一种煮茶用的茶器，海南的急须呈矮梨形，上腹部一侧有中空的近圆柱形柄，插入不容易传热的木棒后，可以防止烫手。万宁市上灶村灯窑址发现的急销，形制上没有急须的流，腹部比急须圆鼓，可能是急须在生活需要中的变种。以前，在闽南和台湾，人们习惯称药锅为“急销”，这种习惯在海南岛可能也较为流行。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陶瓷器，承载着海南岛工匠们的造型智慧，是海南岛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