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创烧于唐代，兴盛于宋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口，因烧造地曲阳古属定州而得名。

　　定瓷胎质轻薄坚硬、釉面洁白光润、器型优雅多样，蕴含着素雅、含蓄的中和之美。定窑推动中国古代瓷器由“南青北白”的态势，转向了以白瓷为主的发展轨道。

　　定窑素以生产精美的白瓷著称于世。不过，定窑也兼烧少量黑釉、酱釉以及绿釉瓷器，还有个别黄釉产品。

　　除釉色外，定窑对各类装饰技法的探索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其最早用覆烧法烧制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创举。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的书架上，一件定窑白釉孩儿枕摆放在最醒目的地方。“用时髦的话说，这就是定瓷的大IP。”庞永辉说。

　　2012年底，《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邀请九位文物考古专家，对中国现有馆藏文物进行评选，北宋定窑白釉孩儿枕“战胜”了宋代汝窑、元青花以及清代乾隆时期“各种釉彩大瓶”等名器，成为唯一入选“九大镇国之宝”的瓷器。

　　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叶佩兰对此给出点评：这件定窑孩儿枕釉色牙黄、工艺精巧……完全展现了中国古代瓷器之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经典之作。

　　不同于“白瓷鼻祖”邢窑瓷器类银似雪、“用尽浑身解数”的纯白，定瓷之美，是一种内敛、温润的白。它的釉色白中带黄，如玉之润，像是染上了晚霞的白云，片片温柔，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的美好体验。

　　瓷不唯白，以雅为胜。正是在这种审美观点和技术自信的引领下，定窑接过了邢窑的“大旗”，创造出中国白瓷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在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北的耕地中，至今矗立着13座巨大土丘，最低的一座有5米多，最高的一座达15米。在这些土丘的表面，密密麻麻散落着许多瓷器残片，当地人称之为“瓷堆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定窑遗址在这里被发现，它开始向世人昭示当年的辉煌。

　　定窑因曲阳古属定州而得名，在唐代开始烧造白瓷，北宋和金代是其极盛时期，元代开始走向衰落。

　　“古香古色雅宜心，宋定名陶器足珍”。在长达六七百年的烧造历史中，定窑长期独领风骚，是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精细白瓷窑场。宋人在《袖中锦》一书中，更是将定瓷与端砚、浙漆、内酒等并列，评为“天下第一”。

　　定瓷不仅以“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而著称，更由于其优雅的器型和温润的釉色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受到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青睐。

　　公元1093年（北宋元祐八年），一位刚到定州任职不久的官员，给自己的亲弟弟寄去一套定瓷瓷具，并附诗一首：“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寄君东阁闲烝栗，知我空堂坐画灰。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翁来。”

　　这位特意嘱咐上一年刚刚晋封伯爵的弟弟“约束家僮”好好保管定瓷具、以待自己归去相聚的官员，就是家喻户晓的北宋文学家苏轼。获赠者，则是与苏轼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辙。

　　在业内人士看来，定瓷的白，是一种中和之美，被称为“定白”。这种“白”，蕴含着柔和温润、恬静淡然之感，暗合了古人人生实践与艺术创造的理想追求，因此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定瓷之白，处于优白与壮白两极之间，而成中和之美。它呈现温润含蓄、典雅静穆、刚柔相济的含蓄气韵，其意蕴婉转曲折、韵味深长，符合“和谐敦厚”的儒家传统教化，是历代中国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

　　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是思想和审美的飞跃。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说，相比邢窑，北宋定窑“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姿态……轻松上阵，白得别有质感”。

　　上升至精神追求的定瓷之美，受到世人追捧，相较其他花釉瓷器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

　　此外，定窑还是宋金时期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窑口。据不完全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超过50条。

　　对于定瓷，历代文人雅士都不乏溢美之词。诗坛“清初六家”之一的查慎行就曾专门为定瓷赋诗一首：“划花小碗爱初烧，秘色传来阅四朝。莫打磁铓轻试玉，人间方贵定州窑。”喜好作诗的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创作歌咏定窑瓷器的诗多达32首，有些诗作被宫廷匠师镌刻在器物上流传至今。其中《咏定窑海兽洗》中所咏的方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博物馆“天下大白”展厅内，一件件精美定瓷造型优美、釉色莹润。这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定瓷文物展厅，面积达840平方米，常年展出的精品定瓷文物超180件利记官方网站。

　　在曲阳县定窑遗址范围内，盛产一种名为“坩子土”的瓷土，这种瓷土的矿物组成以高岭土为主，还有石英、长石等。与景德镇白瓷所使用的原生高岭土相比，这种瓷土颗粒度更细、可塑性更好，为定窑烧造胎质坚密、细腻的瓷器创造了优势和条件。

　　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陈氏定窑总工程师王淑昌介绍，定窑的釉料以精细的砂岩和白色石英石为主要原料，经过粉碎、混合和研磨等工序制成釉浆后，直接在坯体上涂抹薄薄一层，烧成后即可呈现柔润透明的效果。

　　可以说，优质瓷土为定窑白瓷的胎体洁白、坚挺雅致提供了“骨架”，釉料则为定窑白瓷的温润如玉、柔和悦目提供了“血肉”。

　　在参观定州博物馆的过程中，一个细节引人注意：馆内的定瓷并非都是典型的“定白”，宋代中期以前的定瓷釉色白中略带青，宋代中期以后的定瓷釉色白中泛黄。

　　在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村北，坐落着一座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灰色建筑——定窑作坊遗址展馆。这个展馆，是定窑遗址第二次发掘时保留下的面积最大的一个保护区。

　　1985年，为进一步加强定窑遗址的研究、保护工作，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对定窑遗址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全面调查和发掘。正是在这次发掘中，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定瓷釉色变化的巨大秘密。

　　在3年多时间里，文物工作者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发现窑炉20座、作坊4处，其中包括碾槽、水井、澄池、料缸、砖墁场地、匣钵围墙、窖藏、灰坑等等。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达万余件，瓷片、窑具等残片30多万片。

　　调查过程中，考古队员还有一个惊人发现：北宋早期以前的窑炉中都是草木灰，没有煤炭渣，但北宋中晚期的窑炉里，却发现了大量的煤炭渣。

　　专家们据此推断，在北宋中期以后，窑口附近的树木已被消耗殆尽。由于当地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因此从北宋后期，定窑烧瓷弃柴薪而改用煤炭，并一直沿用到金代。

　　不曾想到，简单的燃料变化，却带来北方制瓷业一次重要技术革新。以煤作为燃料，不但可以提高瓷器烧制温度，烧制时窑内温度也变得更易控制。

　　“这一技术革新，还幻化出新的‘定白’之美。”王淑昌解释，煤在窑炉内会产生一种比较好的氧化气体，使得定瓷烧成后的釉色发生轻微变化，不但让白瓷变得更白，还让其釉色呈现出白中泛黄之感。

　　这无疑成为定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北宋后期到金代，定瓷以其独特的釉色闻名天下，受到广泛认可。受定窑影响，宋金时期许多窑场都开始生产定窑类型的精细白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定窑系”。

　　金元时期的刘祁在《归潜志》中以“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之语誉之，尽赞定窑之绝色，堪称天下一白。

　　在瓷器专家看来，烧造历史长达六七百年的定窑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使中国古代瓷器由唐宋时期“南青北白”的态势，转向元代以后以白瓷为主的发展轨迹，引领了世界陶瓷釉色风格的走向。（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当年规模宏大的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定窑窑址处，也仅剩下13座巨大土丘。在这些土丘的表面，散落着密密麻麻的瓷器残片，当地人称之为“瓷堆子”。但对这些“瓷堆子”的来历，人们却一无所知。

　　1922年春，地处太行山东部的涧磁村，迎来了一位陌生的外乡访客——一个身形瘦削、操着北京口音的中年男子。在几天时间里，这个文质彬彬的外乡人走遍了涧磁村北的13座土丘，还沿着村东的通天河走访了附近的村落。

　　走访过程中，他一次次捡起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的瓷片，时而激动落泪,时而放声大笑。每到一处，他都要询问村民当地的地名，由于听不懂方言，他还误把“涧磁村”记成了“剪子村”，把“燕川村”记成了“仰泉村”。

　　这个略显奇怪的外乡人，就是时年34岁的北平大学教授、陶瓷研究专家叶麟趾。正是这次考察，让他找到了遁迹数百年的定窑遗址。

　　定窑，因此地历史上隶属定州而得名。由于这个缘故，在定窑衰落后，曾有许多陶瓷研究者在今定州市（原定县）一带苦苦寻找定窑遗址。

　　“我父亲是专门从事陶瓷工业研究的，他认为窑址不会变，但历史上行政区划却可能发生变化。据此，他开始研究历史地理，发现距定州只有25公里的曲阳，在唐宋时期隶属定州管辖。”叶麟趾之子、已故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叶喆民生前这样回忆。

　　民国时期，为了改良陶瓷技术，叶麟趾经常往各地跑，并采集古瓷片作为实验标本。正是在曲阳采集古瓷片过程中，他意外找到了疑似定窑遗址。

　　将收集到的瓷片带回北京化验分析后，叶麟趾发现其成分跟定窑的传世作品极为相似，这进一步印证了他的推断。

　　1934年，叶麟趾以亲自考察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并在书中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定窑遗址位置在曲阳县涧磁村。

　　由此，遁迹八百多年的定窑遗址被找到，困扰人们多年的定窑遗址之谜得以揭开。（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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