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海水下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南海水域出水的文物越来越多，其中数量最多的为瓷器类文物。这些瓷器十分精美，做工细腻，工艺成熟，基本都是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耀州窑、漳州窑等著名窑口烧制的，暂未发现有海南本土烧制的瓷器。那么海南本土有窑口吗?又是烧制什么类型瓷器呢?

　　根据海南考古调查工作结果，目前已知海南岛上的古代窑址共有25处，主要分布在澄迈、儋州、琼海、万宁、陵水、三亚等10个市县。这些窑址中，只有澄迈县的福安窑进行过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

　　澄迈县现保存古窑址共有8处，分别是碗灶山、碗灶墩、缸灶墩、促进山、深田山、红泥岭、南富山和深涌岭，是目前海南省已发现古窑址最多的市县。这些古窑均分布在高岭土较为丰富的矿产附近，且临近南渡江或其支流。

　　福安窑位于澄迈县福安村附近的促进山上，1964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澄迈县文物调查时发现。当时调查人员根据地表采集的少量陶瓷器残件初步判断该窑址为元代窑址，之后就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确认。直到2002年和2004年，考古人员才前后两次对福安窑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根据发掘出土的瓷器釉色、器型特点等进行分析，推断窑址年代应为清代。窑址两次发掘面积达550平方米，共清理出5座窑炉遗迹和3个陶瓷器废弃物倒放堆积，遴选出土陶瓷器六千多件。

　　根据窑炉残存的布局特征与形制结构来看，福安窑属于龙窑系统。龙窑大多依山而建，窑身倾斜，头低尾高，形似长龙，故称之为“龙窑”。龙窑主要由窑头、窑室与窑尾等三个部分组成。火膛位于窑头，具有进柴、点火与送风的作用。窑室是装烧坯件的空间。后期的龙窑又增加了投柴孔、挡火墙、窑门等结构。这种窑炉结构可保持空气顺畅流通，燃烧充分，火力旺盛，比较适合大规模批量式烧造陶瓷器。福安窑窑炉属于龙窑发展的最后一种窑型，即横室阶级窑，也叫斜底障焰柱式龙窑。这种窑型烧造时期偏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地区在明末清初时就出现了横室阶级窑。福安窑窑炉的型式特点与福建发现的属龙窑系统的横室阶级窑结构较为相似，应是受到了福建古窑的一定影响。目前海南有很多村落是两三百年前由福建迁徙而来的百姓的后裔。这些依据足以进一步推测，海南岛的陶瓷烧造技术，至少澄迈地区的古窑烧造技术，可能是由福建地区迁琼移民携带而来的。

　　福安窑发掘出土了大量窑具。根据不同功能利记官方网站，一般将窑具分为垫烧具、支烧具、匣具和测试具四大类。而福安窑主要出土了垫烧具、支烧具和测试具，暂未发现有置放胚件的匣具，也就是通常说的匣钵，但是发现有上百件匣钵盖，这也是福安窑采用匣钵烧造技术的有力证据之一。

　　福安窑出土的垫烧具有垫饼、垫具、齿边垫饼、垫托等；支烧具有钵状支具；测试具则有火照。在众多窑具中，垫饼是福安窑发现最多的，多达万件以上。垫饼是碗盘类小底器物装烧时作为垫隔物用的，其形近似扁圆饼状，大小不一，厚薄有别，故称之为垫饼。

　　福安窑出土的火照共有10件。火照是中国古代工匠在烧造瓷器时，用来测试窑内温度与观察釉的呈色的工具，也叫试片。一般是用残坯件稍微改做的，实际就是一片碗坯或其他残坯片。坯片下部呈尖状，便于插入专门的插座中，上部较平且施了釉，中部有一小孔。火照插座放置在窑床前端靠近窑门处，便于窑工在烧制过程中将长钩伸入观火孔勾住插座上的火照并取出查看，以判断窑内温度和釉的成色。

　　福安窑出土的文物器型丰富多样，主要有碗、罐、壶、碟、盘、烟斗等百姓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人头像、孔雀、鸭头、青蛙、龟等仿真器物。其中，瓷器釉色有青釉、青黄釉、酱釉、褐釉和青花等。纹饰装饰方面，大部分瓷器的釉上或釉下均未饰任何色彩或绘制任何纹饰图案，这种瓷器俗称“素瓷”。但也有少部分瓷器装饰有较为简单的纹饰图案，如少量的瓷瓮饰有蛙纹、斜纹、水波纹等。蛙纹是海南岛南部黎族生活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纹饰，是黎族文化的特征之一。瓷碗是福安窑出土最多的一种器物，但只有其中的青花碗绘有纹饰，主要有团花纹、花草纹、水草纹、菊花纹、莲花纹等，个别器物内底或外壁还有铭文。

　　福安窑出土的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如清代瓷烟斗，也是比较具有地方特色的，是海南岛首次发现的古代吸烟器具。出土的只有烟斗，未见烟杆，烟斗底部侧面开有一孔，应为后期配竹制或其他材质烟杆所用。广西合浦县上窑发现的3件明嘉靖年间瓷烟斗，被认为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先民吸烟最早的证据。福安窑发现的清代烟斗既是海南岛陶瓷烧造技艺由大陆传播而来的佐证之一，也说明了清代时期海南岛民众吸烟习俗较为流行。

　　还有一种造型奇特的瓷器，叫瓷权。权，即秤锤，又叫秤砣，与衡(秤杆)相佐，是中国古代度量衡中的衡器，即用来称重量的器物。在古代为了征收赋税，称量财物，支付黄金以及铸造钱币等，以衡为杆，以权为砣，进行称重。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权是战国时期流传较广的秦权和楚权。历史上，权的材质有铁、铜、瓷、石等，其造型有圆形、方形、瓜棱形、葫芦形等。权是考证、研究古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计量的实物，是我国古代度量衡发展的重要实物依据。福安窑出土的瓷权，对于海南古代社会经济、民间生活状况等问题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根据发掘清理后的情况来看，福安窑出土的瓷器数量比陶器多，但完整器物比较少，大多为废弃的残次品。这些数量众多的残次品中有许多是胶结在一起的，有的是同一器型相互胶结，有的则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器型相互胶结。少则几件，多则十几件，最多的有上百件器物相互套叠胶结在一起。这种现象反映了窑工在具体工序操作中存在一定的疏忽，较为随意马虎，同时更反映出其装烧工艺发展水平较为一般。

　　结合残次品的胶结特征，以及出土的碗、盘、碟等器物底心釉面上有露胎环特征和大量的垫烧窑具，说明福安窑在烧造方法上应该采用的是涩圈叠烧法。这是一种较为粗简的装烧方法，坯件在施釉入窑前先在其内底刮去一圈釉面，形成一露胎的环状涩圈，然后将叠烧器物的无釉底足置于其上，与涩圈相吻合，并逐层重叠置于匣钵内。这种叠烧方法工艺简单、产量高、成本低，适用于生产大众化的低档瓷，多为中小型窑所使用，能够满足社会上日益增长的生活用瓷的需要。但因此产生的缺点是成品质量较差，制作粗糙，成品的残次品所占比例也非常高。

　　尽管福安窑只是一个批量生产民间日用生活器皿的商业性民窑，其成品较为粗糙，观赏性不强，但其考古意义十分重大。福安窑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填补了海南建省以来在窟址考古发掘上的空白，也让我们对海南古窑的文化内涵及窑址类型有了初步的认识。而出土的文物也为研究海南古代陶瓷工艺提供了新的资料，为探索明清时期海南手工业的生产状况、商贸流通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依据，为探究当时海南民间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可能。